2018年5月26日上午，武汉大学长江论坛第五十七讲于振华楼历史学院101报告厅准时开讲。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美洲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晓德应邀作了题为“‘雷纳尔之问’与美洲‘发现’祸福利弊之争”的讲座。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礼堂出席并进行了授牌仪式，学院副院长谢国荣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

  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04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一年。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史和拉丁美洲史，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拉丁美洲研究》、《欧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著作有：《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与洪国起合著）、《美国文化与外交》、《挑战与机遇：美洲贸易自由化研究》。目前正从事全球“美国化”和美国早期对外关系的研究。

  王晓德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留任南开大学之初，主要是做拉美史研究；然而在此期间，老师仍不愿放弃对自己博士期间研究领域美国外交史的思考。此时恰逢苏东剧变，美国学界与政界对苏联这一庞然大物的突然解体极为惊讶，此前学者们并未预见冷战会以如此突然的方式结束，学界在此事上的集体失语使得人们逐渐质疑以往研究的科学性，由此兴起了对于“为何冷战会突然结束？为何美国会突然‘赢得’冷战？”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在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冲击，以及传统外交史学弊端逐渐显现的学术背景之下，美国外交史家日益重视探究“文化”这一要素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的作用。王晓德教授于此时敏锐地把握了时局的变迁与国外学术动态的发展，著成《美国文化与外交》一书，意图探究美国的文化及其民众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怎么样影响美国自身的外交决策。

  在研究过程中，王晓德教授认为，美国文化不仅对本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早已跨出国家疆界且至今“方兴未艾”，由此老师将研究视角拓展为探究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并著成《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一书。王晓德教授称写作完成后，自己仍觉得此课题意犹未尽。因此老师选取欧洲这一与美国交流甚为密切的地域为研究重心，写作《文化的他者：欧洲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试图解决自身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即“美国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反作用如何？他国民众又是如何认知美国文化的？”

  而今，王晓德教授希望重新回归拉美史领域，将自身关于美国外交史与拉美史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因而老师以整个美洲大陆为研究对象，意欲探究1492年后欧洲人怎么样看待与自身文明迥异的美洲大陆。在1492年至美国革命这一漫长的时段中，老师选取启蒙时期作为研究突破点，期待日后通过回溯与推后的方式拓宽研究时段。而之所以选取启蒙时期作为突破点，其原因主要在于欧洲反美主义可追溯至这一时段，且启蒙时期中名家大作极少有不涉及美洲的，而“美洲退化论”也于此时渐成系统。

  王晓德教授认为，在讲述“雷纳尔之问”之前需先了解启蒙时期欧洲大陆流行的“美洲退化”的理念。许多研究区者将布丰视作“美洲退化论”的首创者，然而王晓德教授在研究后认为，“美洲退化”的说法并非布丰首创，在其之前便已有许多欧洲学者与探险家提出这一观点。布丰本人从未到达美洲，其对于美洲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主要源于一些访问过美洲的欧洲探险家与学者的论述。然而虽然他们的确到访过美洲，但其论述却并非是全然客观的。他们将美洲视作突显欧洲文明的“他者”，因而在考察过程中便也潜移默化地以“有色眼镜”看待美洲，选择性地记录自身的所见所闻。

  随后，王晓德教授列举了四位到访过美洲的自然学家的生平及其论述。英国自然学家马克·凯茨比在其出版于1731年的自然史论著中谈到了自身对于印第安人的印象，凯茨比在其间虽较为客观地叙述了印第安人身体健壮、富有耐心与耐力的一面，但仍不可避免地将印第安人与欧洲人作比较，“野蛮”和“低劣”等词语在著作中频现。西班牙海军军官安东尼奥·德·乌略亚与乔治·胡安曾于1735年受命考察南美洲，而后著成两卷本《南美洲航行记》，其中认为美洲印第安人在经历长期殖民主义、奴隶制与资源开发之后日渐退化，呈现出“胆怯”和“懦弱”的特性；而美洲与欧洲相异的自然环境与生态条件，亦是“美洲退化”的佐证。最后，瑞典植物学家特·卡尔姆在《北美洲游记》一书中，以美洲动物的退化趋势，欧洲移民后裔寿命的缩短与体力的衰退，以及女性生育能力变弱等“表征”阐述自身关于“美洲退化”的观点。王老师指出，以往欧洲自然学家的笔下的美洲充斥着夸张奇怪的动植物，而学者们写下这些夸张的不实记述的原因则各有不同。一些学者将美洲的“退化”作为向殖民主义讨伐的个案，用以谴责殖民主义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另一些学者则是有意贬低美洲的形象，以此塑造一个与欧洲相对应的非理性的“他者”形象，来弘扬与突显欧洲自身的理性与优越性。

  上述到访过美洲的欧洲学者的论述记载或多或少对布丰《自然史》的写作产生了影响。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德·布丰是启蒙时期著名的博物学家，其著作《自然史》奠定了人类学、生物学和动植物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布丰的《自然史》文笔流畅，语言极具美感，其中关于美洲的观点，有许多源自于同时代学者及探险家对于美洲的记述以及殖民者、传教士所写作的报告。布丰虽然并非“美洲退化”的首创者，却将欧洲业已存在的“美洲退化”观念理论化与系统化，而渐成系统的“美洲退化论”又借助其学术声誉广泛传播于欧洲大陆。布丰本人是文化优越论与自然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气候、食物与生活方式导致不同民族具有不一样特性；美洲恶劣的天气特征情况和地理环境促使美洲大陆的动物种类稀少、身型矮小，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印第安人亦“退化”得懦弱胆小、缺乏生气。然而，虽然布丰将印第安人视作退化的“野蛮人”，但他认为移民美洲的欧洲人后裔并不会发生“退化”，反而能够凭自身力量改造美洲的恶劣环境。

  欧洲人对于“美洲退化”的阐释并没有止步于布丰的《自然史》，德波、罗伯逊等人都先后发展完善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荷兰学者科内利乌斯·德波是发展布丰“美洲退化论”的第一人，他于1768年在柏林出版了《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德波与布丰同样将美洲“退化”归因于美洲恶劣的自然环境，然而德波逐步发展布丰的动物“退化”思想，其认为移民美洲的欧洲人后裔克里奥人，与印第安人一样会因美洲的自然环境而发生体力与智力上的“退化”。此外，爱丁堡大学校长威廉·罗伯逊于1777年出版的《美洲史》，从“退化”角度对美洲土著人特性的描述看似无超出布丰、德波和雷纳尔等人的独到之处，只是以学界认同的名人身份促使了这种理论的广泛扩散，进而影响了许多欧洲人美洲观的形成。

  雷纳尔与上述的布丰、德波、罗伯逊，被视作是启蒙时期研究美洲问题的专家，其于177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六卷本的《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两年后在巴黎出版。雷纳尔的思想受布丰与德波“美洲退化论”的影响甚大，其又在布丰与德波的理念基础上，将“退化”对象进一步扩展为北美的美利坚人。然而，雷纳尔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其对“美洲退化论”的阐述最初是为揭示殖民主义的罪恶，但是美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美国革命却使他不禁产生疑问“为何在退化的大陆会爆发美国革命？”雷纳尔本人对此书进行了多达30余次的修订，其名曰进一步“完善”对美洲的认识，其实此举亦从侧面反映了雷纳尔与部分欧洲人，在美国革命后对于美洲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及至18世纪80年代初，雷纳尔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即“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祸害？如果它是福音，我们靠着什么手段来保持促进其带来的好处？如果它是祸害，我们靠着什么手段来弥补其带来的损毁？”这便是所谓的“雷纳尔之问”。为了在学术界征得对这一问题答案的论著，雷纳尔自掏腰包，在里昂研究院设立奖金，对有见识的最佳应征论著予以嘉奖，以便通过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化解他在美洲研究上的一些困惑。

  “雷纳尔之问”是欧洲存在的“美洲大辩论”的组成部分，彼时在欧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产生极大反响的原因主要在于启蒙时期的“美洲”，在欧洲知识精英构建自身文明话语的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然而，虽然“雷纳尔之问”在启蒙时期欧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许多学者也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资料业已散佚，王晓德教授在细致爬梳史料之后，目前只发现有八位学者回答了这一问题。

  意大利学者约瑟夫·芒德里永是里昂研究院奖金的最早申请人，其于1784年出版了小册子《美洲发现的哲学研究》，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雷纳尔之问”。芒德里永认为，美洲的“发现”是一个十足的错误，其在给美洲带来非常大灾难的同时，也使欧洲遭受了伤害。1785年，法国学者让·安烈·布兰出版了《新大陆的胜利》一书，其在总体上肯定美洲“发现”对人类是有益的，认为人类财富的增加是美洲“发现”的结果之一，而欧洲人应当纠正美洲“发现”带来的弊端。同年，法国博物学家朱思坦·吉罗·钱特兰斯出版了《一个瑞士人在美洲不同殖民地的旅游》信件集，其中第32封信明确表明是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

  1786年，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多塞侯爵撰写了一篇应征论文，题为《美国革命对欧洲舆论和立法之影响》。此文主要论述美国独立战争对于人类文明尤其是法国的影响，孔多塞侯爵在文章中将美洲的发现视作人类的“福音”，认为美国革命为人类历史进程带来重大变革。此外，曾作为法国远征军的将军参与美国革命的沙特吕侯爵，亦于1787年完成了应征论文《美洲发现结果对欧洲利弊之论》。沙特吕侯爵批判了“美洲的‘发现’是邪恶的”这一观点，其认为美洲的发现促进欧洲商业进一步扩张，对人类社会经济稳步的增长是有益的。

  1788年，法国学者路易斯·让蒂神父出版了《美洲发现对人类幸福之影响》一书，书的封面赫然醒目地标明此书是为回答“雷纳尔之问”的应征著述。法国学者亨利·卡尔提交了应征文章，题为《关于雷纳尔神父之问的论述》，于1790年发表。卡尔在文中写道，殖民主义是威胁人类文明的“痼疾”，导致了人类的堕落，“这种堕落在所有世纪一直是相同的。今天之人在他们的心灵里正如过去人们的心灵一样。制度和法律改变不了人”。从上述之言来看，卡尔显然对美洲“发现”带来之后果持否定态度。最后，第八位“雷纳尔之问”的回答者是一位匿名者，其于1787年以“一个公民”的名义出版了《关于美洲发现等一系列事件的讨论》一书，该书从总体上否定了美洲的“发现”。

  从上述欧洲学者撰写的论著来看，他们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是毁誉参半，并未决出胜负高下。事实上，即使“否定”占取上风抑或相反，也远不足以化解美国革命之后很多欧洲人在认识美洲问题上产生的困惑。因而，里昂研究院的设奖意义不在于对“雷纳尔之问”的回答分出胜负高下，对这一问题本身的探究有助于促进欧洲人对美洲认知的深化。

  “雷纳尔之问”在欧洲大陆引发的讨论并未随着里昂研究院的截稿时间的到来而停止，对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利弊祸福的考问仍在继续。1792年10月，在庆祝哥伦布远航美洲300周年之际，贝尔纳普完成题为《意在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之论》的文章，意在回答“雷纳尔之问”。1795年，根茨撰写了一篇论述美洲发现之结果影响的论文，试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根茨对美洲的“发现”持肯定态度，认为美洲“发现”对人类不仅是一个福音，而且促进了人类的启蒙与幸福，欧洲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丹麦学者于1785年撰写《关于美洲发现对人类更具有破坏性之研究》一文，对美洲的“发现”持明确否定态度，认为其对于人类而言破坏大于收益。其后，哥本哈根大学甚至仿照里昂研究院，于1792年设立奖项，征求对“美洲‘发现’对欧洲人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这一问题的回答。

  “雷纳尔之问”引发的讨论持续了许多年，这反映了欧洲人对自身原有美洲观怀疑的逐步加深。伴随着欧洲学界对美洲研究的深入，美国人的逐渐参与及其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欧洲内部对“美洲退化论”持有异议者与美国对这一观点的反驳者遥相呼应，进而促进了欧洲民众更全面客观深入地了解美国乃至美洲。

  欧洲学界对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利弊祸福之争，是欧洲存在的“美洲大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包含着对欧洲大国殖民美洲的评价，又暗含着如何能够走出专制主义带给美洲灾难的梦魇，实现启蒙时期思想家提倡的“理性”社会。因此，这场争论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美洲很大程度上成为抨击或维护欧洲现状的“中介”，意为借美洲之“题”来发挥对改变或维护欧洲现状的不同看法。

  另外，这场争论的客体是美洲，主体是欧洲，意为主体在客体区域内的活动究竟对两个大陆产生的作用如何。争论最初主要是欧洲学者参与，后来亦有少量的美国学者介入进来。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在一个国家，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在欧洲学者的圈子内打转，表现出明显的“单边性”。对美洲“发现”及其产生之后果的评价，不管是持“否定”意见者，还是持“肯定”意见者，无不是站在欧洲的角度来观察，“利弊祸福”也主要是针对欧洲而言的，给美洲带来的“祸福”很少引起他们太多的兴趣，他们对美洲的描述显然不是把美洲作为主体，而是置于欧洲大国构建的全球殖民或商业体系之内。

  因此，在“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祸害？”这一问题中，“发现”、“福音”与“祸害”皆是主体强加给客体的词汇，其问题本身离不开客体，但实际上又与客体没有过大关系。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欧洲学者顺理成章地把欧洲置于世界的中心位置，“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在其中一览无余。启蒙时代，欧洲人虽高举“理性”与“科学”大旗，向“愚昧”人民与专制制度发起挑战，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欧洲人以本大陆为中心观察世界的思维定式。美洲的“野蛮”与“蒙昧”，成为突显欧洲“优越”的一面镜子。欧洲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回答这一问题，势必缺乏客观性。其实，对这一问题具有发言权的应是美洲本土人，他们身临其境，对美洲给自身带来的改变与其中蕴藏的机会都有着深刻的体悟。然而这场争论却缺乏美洲本土人的声音，这无疑为这场争论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尽管如此，主要发生在欧洲学界的关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的争论显然具有难以磨灭的深远意义。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争论在“雷纳尔之问”提出之前便已拉开帷幕。雷纳尔在美国革命即将成功之际明白准确地提出这一问题，在欧洲学界把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即使到了当代，人们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认识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美洲学者的介入让争论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正是通过他们的描述，美洲不断地把真实的自我展现在世人面前。欧洲人逐渐地走出想象美洲的虚幻图景，对彼岸世界了解的不断加深。对于这种结果，这场争论的持续显然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