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目前中国社会面对的结构性变化之一。“老龄化与媒介”研究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需要对新的社会现象作出理论与方法上的回应。本研究通过检视中国在老龄化进程与老年学建设上的位置，提出老龄化问题的社会意涵应该得到更多学术关注，未来研究应该更多采取文化批判视角，对数字媒体、智能技术、平台治理等与老年人的关系加以审视。

  从上个世纪末叶开始，全球化进程在人类社会的多重维度上展开，与各维度上的现实条件在不同的时空场域中或冲撞或耦合，形塑了二十一世纪的新的社会面貌。其中两个维度上的变化不可忽视：第一是信息传播科技的革新；第二是世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更重要的是，这两者在现实中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彼此纠合、互相影响，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同时也作为现代性的构成，共同加入到未来的形塑力量中。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从出生起就处在一个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环境中，并且共同经历了信息传播科技的革新；在经过信息传播科技的颠覆性改变之后，人们对老龄化的认知也与彼时截然不同。这些新的现实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同时也为思考和研究相关对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灵感。

  大众传媒（mass media）、老龄化（aging）与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这三者虽在发生学上有时间先后的区隔，但时至今日，已在社会现实层面广泛重叠以至深深影响彼此。大众传媒自印刷媒介兴起以来就成了各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已先行展开，并且在科技的一直更新与大范围的应用的现实基础之上，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手段乃至社会学/哲学思考都随之突破与迭代，新的洞见在“老龄化与媒介”（aging and media）的研究领域不断迸发。与此同时，老年学（gerontology）作为新兴学科也在蒸蒸日上，其学科建设的路径充分昭示了现实的需求与学术的演进。

  因此，本研究意在于纷繁复杂的现实语境中，根据媒介研究演化的主线，辅之以对老年学建设过程的分析，整理“老龄化与媒介”这一多学科、跨学科领域中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借此形成对中国媒介研究与老年学的参考建议。

  无论是讨论研究课题，还是分析学科建设，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本研究意在对中国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故而在考察社会现实之时，会首先探寻中国在全球化时空中所处的序列和结构中的位置。通过总结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进程以及大众传媒与信息技术的各国特色，本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简要结论：（1）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尚在加深过程中，因此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落后于国际先进与现实变化；（2）中国的信息科技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历史与现实意义极大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3）中国的现实使得学界在“老龄化与媒介”的研究领域中同时面临挑战与机遇。

  造成这一中国现实的原因有很多。本研究认为，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历史与国情决定的。首先，中国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视始于政府层面，在总体上遵循着自上而下的路径。20世纪80年代恰逢一大批革命时期的老干部退居二线，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视起于对精英老年人退休生活的安排，尤其重视个体的身心健康，这使得中国老龄化研究的起点与欧美国家不太一样。其次，欧美发达国家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同一个制度框架下运作，但中国新媒体的发展环境不同于传统媒体，两者差异巨大。不仅如此，中国还在移动网络方面具备后发优势，积累了自己独特的实践经验与制度探索。

  二战之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存环境得以稳定，生育率相比战时急剧升高，新生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能够活到65岁及以上的人数量大幅度提升，人均寿命得以延长，这使得世界人口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趋势——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在1962—1965年间，生育率达到高峰，这就造成了出生于这期间的老年人群体很庞大，他们将从2027年开始步入65岁及以上的年龄段。

  202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0%（UNFPA，2023）。然而，在世界各大地区，这个比例不尽一致。欠发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比例最低，仅有3%；发达地区与国家（欧洲、北美、澳新及日本）则最高，其比例为20%。考虑到老龄化这一趋势原本就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该比例与地区发达程度保持高度相关也是必然。

  联合国报告还指出，老龄化固然是出生死亡率降低与存活率升高的结果，但生育率的下降（2020年，人口增长率自1950年后首次下降）使得老年人的占比逐步提升（United Nations，2022）。以欧洲地区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其生育率就已跌落到世代更替水平（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1个后代）以下，已然浮现了人口衰退的现象，因此欧洲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走在整个世界的前面。

  相对来说，中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持续处于高位，在1991年首次跌落到更替水平之下（1.66），到了2010年左右，老龄人口比例才达到世界中等水准，说明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尚在发展中。在应对老龄化趋势的挑战方面，中国应该并能从世界先进经验中有所借鉴。正如原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在1982年的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强调的，一方面，老龄化这一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转变是联合国在成立之时所始料未及的，它将持续对人类社会每个方面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又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议题，在处理这个关乎全人类的议题时，各国可以摒弃争端、精诚合作，在其早期就未雨绸缪（United Nations，1982）。

  作为协调国际社会在全球议题上的讨论与行动的主要机构，联合国于1982年组织举行了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当时，中国政府以数位部级官员作为领导，组建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代表中国参与这届大会。此委员会将参会经历和相关建议写成一份报告，申请成立“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同样经过国务院批准后成为中国老龄问题的议事机构。1986年，中国老年学学会经民政部批准成立，属于全国老龄办指导下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并于1988年加入国际老年学学会。除了组织层面上的建设，中国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亦可视作起于20世纪80年代。例如，《中国老年学杂志》，最早名为《老年医学杂志》，由吉林省卫生厅主办，1981年创刊，1983年更名为《老年学杂志》，1994年更为现名，目前作为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刊，发表的老龄问题研究文章集中在医学与生物学领域。

  然而，早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美国老年学协会（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GSA）就已成立。仅仅一年之后，《老年学期刊》（The Journal of Gerontology）出版，并在1988年扩展为《老年学期刊集》，包含四个组成部分。1995年，此期刊集按照学科专业划分为两大子序列（每序列包含之前的两个组成部分），序列A是生物科学与医药科学，序列B是心理科学与社会科学。除此之外，GSA自1961年起出版了一本不细分学科专业的综合性期刊《老年学家》（Gerontologist），收录学术文章、书评影评等（GSA，2023）。GSA旗下的这些期刊的影响因子年年攀升，很大程度上可视作老年学研究的代表期刊。从期刊的设置来看，老年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在美国显示出一条较为明晰的路线，即兼顾专业度与综合性。

  在日本，老年社会科学会于1959年为发表关于老龄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而创立，经20年发展之后，于1979年创办了学会会刊《老年社会科学》（日本老年社会科学会，2023）。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率先以同欧美相近的步伐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成为社会性问题，自然更重视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及对策。

  总体而言，在发达国家，人文社科的论文在老年学研究中所占比例逐步上升，这说明，老龄化进程较快的发达国家，早已开始从社会或文化层面去思考老龄化问题。正如《老年学基础原理》一书指出的：“严格地说……老年学不是单一地聚焦某一学科，而是一个跨多个学科的实践和科研领域，其复杂程度如同衰老现象本身一样。”（萨瑟、穆迪，2022，p.38）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进展稍显落后。一直以来，社会科学领域的老年学研究散落在其他各个学科的刊物上。中国自己的关注社会、经济、心理三个方面的老年学杂志《老年科学研究》直到2013年才创刊。

  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如同人口老龄化一样，于二战之后加速。20世纪中叶开始，价格亲民的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电视成为最重要的大众传媒。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ICTs从科学界迅速扩展到商用民用领域，掀起了全球化的数字浪潮。一系列的远程通信技术突破了物理上的时空限制，降低了人们获取信息、沟通交流的成本，使全球化不再只呈现为庞大的经济、政治实体之间的交互，而成为渗透到个体层面的整体现象。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早在1950年就深刻指出了媒介特性与权力扩张的关系（Innis，1950）。从历史上看，媒介是帝国权力在时空中扩张的工具，媒介特性中不同的时空偏向性影响着权力结构的特性。殖民时期的英国和完成领土扩张之后的美国，不能离开大众传媒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支持。此后，大众传媒产业形成了英美两种范式，其中，美国范式在商业化上更成功，于是在以欧美为主导的贸易/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大众传媒的美国范式席卷全球。

  在中国，近一百年的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以及在两极对立的国际结构中的深深卷入，使大众传媒从一开始就具备政治基因而在商业上先天不足，直至20世纪90年代，传媒市场化的改革才启动。不过，这一次转型恰好给新兴的互联网媒体提供了商业化的初始环境。因此，无论是收音机广播、报刊还是电视，或多或少还铭刻着“旧时代”的印记，反之，跨越千禧年的互联网媒体带给所有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欧美发达国家，所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断裂感并没有在中国这样明显。如上所述，这些国家经历了完整的大众传媒的演进历程，平稳度过了转型时期，最后形成了相对平衡的传媒生态。而在中国，不存在类似的发展路径，也就不存在类似的路径依赖。中国全力发展移动网络，在消费级终端制造、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移动端应用服务、政府数字治理转型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优势。

  为了战时动员，以个体心理学为理论依照，美国在二战期间就传媒与宣传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一开始媒介被视作单纯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介的宣传效果最受关注。媒介传递的信息及其方式如何对个体的心理认知乃至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媒介效果论想要回答的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媒介效果论麾下诞生了诸多行为主义研究成果，是美国媒介研究的一大特色。在涉及老龄化的课题上，研究热衷讨论媒介对老年人产生的效果和影响，且大多数研究仍从个体出发，发掘老年人使用媒介的态度和习惯，检验媒介使用与个体生理、心理、认知、行为、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以实验、调查问卷、数据统计等定量方法为主。

  典型研究可参见1979年发表在期刊《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上的《老年人媒介使用》（Use of The Media by Older Adults）。该文开门见山地强调坚持与社会政策和统计口径保持一致的老年人定义（即年龄在65岁及以上），在媒介—受众的“使用与满足”框架下总结老年人对媒介（电视、电影、收音机广播、书籍、报刊等）的使用情况（Young，1979）。同样发表在这本期刊上的论文《新媒体与老年人》（The New Media and Older Adults），研究了老年人对新媒体的使用情况。该文发表于2004年，受到了美国国家老龄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NIA）的支持和资助。其总体观点是“年龄带来能力衰退，能力衰退影响了老年人对新技术与新媒体的使用”（Charness & Holley，2004）。

  受美国的此类研究方法或测量标准的影响，其他几个国家也有相当数量的类似的行为主义研究。例如，通过对1000个老年人的问卷调查，日本的研究者发现，70~80岁年龄段的高龄老年人相对于65~69岁年龄段的老年人，更少使用网络。前者会倾向于使用短信这种通信方式，后者则更多使用社会化媒体。总体而言，在网络上的活跃活动会增加老年人（尤其是70~80岁）在现实中的活跃活动，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非消极作用（桂瑠以、桥本和幸，2019）。

  欧洲因两次世界大战创痛甚深，二战之后，对现代性的反思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与美国学统形成更大差异。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学界风行，在各个学科中展开对资本主义体制、社会与文化的批判。另外，在媒介研究领域，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催生了富有洞察力和批判力的成果。在微观层面，对媒介的思考被提升至哲学高度，媒介被认为参与了对个人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宏观层面，媒介也经由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被视作扩张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工具。总之，媒介的内容生产、信息传播、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是批判视角之下的重点研究主题。在涉及老龄化的课题上，众多研究反思之前关于“老年”的概念、形象、理论乃至社会制度。媒介建构老年人形象、塑造大众对老年人的想象，属于这一学统下的学者最关注的现象。针对这些媒介现象的意识形态批判，以话语分析等定性方法为主。

  在《人口老龄化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pulation Ageing）一书中，约克大学教授威廉·杰克逊（William A. Jackson）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作出了意识形态批判。他认为老龄化被视作“危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在意识形态上的夸大其词。对老龄化的研究不应只关注其物质后果，还要关注何为老年的社会制度和将老龄化塑造为“危机”的话语方式。他对当时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学术讨论提出批评，认为这些学术讨论过度简化地将生产率与年龄挂钩，强化了“年轻/年老”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很多老年人还具有相当强的劳动力，只是他们退休之后创造的劳动价值（如参与家务、照料等工作）并没有被正式承认与记录。正是将工作/退休与年龄挂钩的政策，建构了这样的二元对立（Jackson，1998，pp.192-198）。

  瑞典的两位研究者分析了瑞典新闻出版物上的媒介话语，揭示了老龄化是如何被呈现为一种威胁的（Lundgren & Ljuslinder，2011）。首先，将老龄化这一人口学现象自然灾害化（实际上，对“老龄”的定义是人为的）；其次，将老龄化这一现象负面符号化（如以倒计时的定时炸弹作为象征）；最后，将老年人他者化（如使用“银发”这种生理特征来指称整个老年群体以区别其他群体）。另外，媒介化理论（theory of mediatization）认为媒介与现实是相互建构的，因此，媒介对老年人形象的直接呈现或不呈现都需要我们来关注。比如，在时尚工业的广告营销中，老年人的形象从“无”到“有”，整体宣传从对抗老化，到强调变得年轻，再到呈现不真实的老年身体（优雅、纤细或酷），与此同时，服务于“抗老”“焕发青春”或“变酷”的美妆产品被依次推出（Givskov & Petersen，2018）。通过梳理这些媒介呈现，我们大家可以剖析消费主义对“变老”和“老年人”的建构，以及意识形态在意义生产中的角色。类似的反思和批评也在知识生产领域展开。通过检视2000年至2015年间发表的有关媒体如何再现老年人的论文，研究者指出，目前的研究经常对媒介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却没有同样检视学术话语自身（Iversen & Wilinska，2020）。

  自“现代性”成为人文社科学者经久不息的思考母题，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就一直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演进。尤其在进入信息科技狂飙突进的全球化时代后，现代社会已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基于对冷战后西式政治经济体制之胜利的反思，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自反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

  “自反性”指的是现代社会自我生成的现代化，也就是（西方）现代社会走到极致时开始的第二轮现代化。不同于第一轮原教旨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轮现代化是工业社会自身根本原则的转型（Beck，1994，p.2）。贝克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中提出，我们正在经历经典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转向自反现代化，此转向是对经典工业社会图景的超越（Beck，1992，p.10）。我们当下处在一个风险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弥散的风险与其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

  贝克直白地指出，“风险”的叙事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体制（科学、国家、商业和军事）的讽刺（Beck，2006）。不过，贝克同时也指出，这不说明我们从现代社会进入了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原则并没有崩溃坍塌，也没有走向其反面，而只是在经历转型。因此，贝克提出了“第一现代性”（first modernity）与“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的概念，前者是指基于民族国家社会的现代性，后者则是指模糊了民族国家边界与社会秩序以及福特主义生产制度与安排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概念，而是已作为研究议程应用在经验研究之中（Beck & Lau，2005）

  在这样的研究议程下，诸多社会现象都被视为边界模糊的、高度流动的、反本质主义的、社会建构的第二现代性的表征。同时，单纯关于物质利益的议题，诸如生理健康、经济保障、福利覆盖、劳动力与生产效率等，其重要程度相对下降了；关于视觉形象、符号意义、身份认同等与文化有关的议题，其重要程度日益上升。由此，文化/批判方法就作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被更多地运用在相关研究之上。作为这种转向的集中体现，媒介研究在文化/批判理论和方法上已走在前列。

  在一篇对媒介与老龄化研究的学理探讨中，塞西莉·吉沃斯科夫（Cecilie Givskov）与马克·多伊泽（Mark Deuze）指出了目前的三个方向：一是文化方法（cultural approaches），强调不能仅关注老龄化的经济/物质后果，还要关注经由媒介使用而延伸和放大的社会不平等；二是生命历程视角（life course perspective），强调不能将年长人士（older people）同质化为高龄群体（age group），媒介的“接触”和“使用”与生理因素并非强相关，反而由社会、文化等条件来调节；三是媒介聚合（the media ensemble），强调媒介可赋予意义，并非纯粹的工具，研究者不能仅关注人对媒介的“接触”和“使用”，还需要在社会建构论的框架下考察意义生产的实践。这将破除把老年人仅仅视作媒介使用者这种还原论式的同质化倾向，同时也将阻止20世纪的媒介—受众的二元方法被继续带入到数字媒介研究中（Givskov & Deuze，2018）。这三个方向的研究可以有力地削弱技术决定论，将老年人看作积极的、复杂的、有创造性的主体。

  在老龄化相关理论的演进上，也能毫不例外地观察到这样一个转变趋势。马丁·海德（Martin Hyde）和保罗·希格斯（Paul Higgs）检视了老年学理论的发展历史，认为其发展与现代社会大理论的方向保持一致。大部分兴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社会老年学（social gerontology）的理论都属于第一现代性研究议程下的理论族群（families of theories），包括：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②，现代化与老龄化理论（modernization and aging theory），年龄分层与生命历程方法（age stratification and life course approaches），结构化的依附理论（structured dependency theory）③与政治经济学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而文化/批判的老年学视角（cultural and critical gerontological perspectives）则是第二现代性研究议程下新近流行起来的（Hyde & Higgs，2017，p.11）。在之前的理论体系中，年龄被作为学术研究与政策的固定锚点，“老年人”被僵化为一个不变的狭隘概念，老年群体也被视作高度同质性的研究客体。老龄化被描述为生产力与生产效率上的衰退危机，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都将“变老”视作需要被解决的问题甚至威胁。具备如此特点的研究或者政策成为后来者反思和批判的对象。

  随着老年人数量剧增，学者们意识到老年群体的异质性，基于年龄的最基础的划分也逐渐细化，不再一概将65岁及以上的个体称为老年人，而分为壮年老年人（65~74岁）、高龄老人（75~84岁）与超高龄老人（85岁及以上），同时也还有一些更为灵活的分类标准被提出。例如，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21年老龄社会白皮书》（日本内阁府，2022）指出，一律将65岁及以上个体定义为老年人的做法已经不符合现实了。慢慢的升高的年龄分布使得对老年人原有定义的质疑逐渐升温，将老年人年龄下限从65岁提升到75岁的呼吁日益增多。

  在对最基本的定义和概念进行反思和检讨之外，也有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批评。例如，詹妮弗·萨瑟（Jennifer R. Sasser）和哈里·穆迪（Harry R. Moody）在《老年学基础原理》中提出：“老年学经常回避谈论关于‘老年人价值’的问题，而热衷于‘成功型衰老’或‘人生满意度’之类的话题。……关键是咱们不可以把‘被赐予的人生’——我们的生活——简化成某种技术或方法论，更遑论人们的问卷回答。”（2022，pp.164-165）不仅如此，有学者对“第二现代性研究议程”下的研究和政策作出了进一步反思和批判。海德与希格斯（Hyde & Higgs，2017，pp.23-25）认为，老年人的消极的、负面的形象逐渐被积极的、成功的形象取代，其实就是保健品和化妆品产业试图撬动老年群体的消费欲望；老年人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的话语逐渐被替换成建设自治型和参与型老年生活的话语，这将淡化国家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把沉重的负担压在老年人自己身上。这些表面上看似正面的转向，其实就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可能会加剧目前已经存在的结构不平等。

  如上所述，作为思考和研究老龄化议题的主要学科，老年学其实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诞生于迫切的现实需求之下，早期以实用为导向，单纯从生物或医学角度看待人体的衰老问题。虽然媒介研究的历史也并不悠久，但其在人文社科的发展之路上先行一步，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研究成果。另外，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中有一部分以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为基点，虽有时会引发对其“技术决定论”的批评，但这些研究在人文社科的发展之路上插下代表着技术向思考的鲜明旗帜，也是学术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研究认为，目前正在兴起的“社会-技术老年学”（Socio-Gerontechnology）代表了未来的学科方向之一。提出这一学科主张的学术共同体“社会-技术老年学网络”（Socio-Gerontechnology Network）主要由欧洲的研究者组成。他们坚持以文化批判视角来审视老龄化、技术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继续批判主流老年学和主流技术探讨研究中的还原论、方法单一和缺少对权力的反思等种种缺陷（Wanka & Gallistl，2021）。

  在年龄研究中，研究人员意识到，老龄化不仅是一种社会或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物质现象。社会-技术老年学研究中的一部分重新强调老龄化的身体和物质体验，认为“我们因文化而老”，但同时也“因身体而老”（Martin & Twigg，2018），而另一些研究则转向了一般的物质性，探索老龄化物品、空间和建筑的作用（Depner，2013；Endter，2016；Buse et al.，2018）。与此同时，媒介/科学技术研究也开始质疑何为年龄和老龄化，将老龄化概念化为一种社会物质建构现象（Peine et al.，2015；Joyce et al.，2016）。年龄和老龄化——作为一种生活经验和社会物质建构——一直与包括技术在内的各种物质形式相关联（Höppner & Urban，2018）。

  数字基础设施日益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塑造了老龄化的体验和构成。由此，老年社会学已将晚年生活中的技术使用作为研究课题。然而，许多关于老龄化与技术的老年学研究都是应用性的、技术乐观主义的，探究技术如何改善老年人的生活（Schulz et al.，2015）。最近，社会-技术老年学以及其他批判性领域（如科技批判性研究和数据批判性研究）试图摒弃这种干预性的理论形式（即把新技术定位为老龄化问题的干预措施或解决方案）（Peine & Neven，2019）。这一些方法一方面批评了技术设计过程中的年龄定型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老年人的家长式立场（Neven，2010；Mannheim et al.，2023），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老年学的技术乐观主义（Moreira，2017）。批判性研究强调咱们不可以将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简化为某种形式的预定义“影响”，应该避免将技术或老年人视为单一、孤立和固定的实体，而探索关于老龄化和技术的不同故事和不同模式，并将社会老年技术向其他反思模式和批判性技术接触的不同可能性开放（Ertner & Lassen，2021）。

  通过社会、基础设施、文化和物质力量，老龄化、护理、健康和技术彼此相互塑造，老龄化与技术的批判性方法和理论聚焦于此。一方面，这包括对设计过程和创新政策进行更深入的实证研究，强调新技术不仅解决个体或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或挑战，而且创造和选择老龄化的相关理念，使其成为设计或创新政策的目标（Bischof & Jarke，2021；Peine & Neven，2021）。设计过程和创新政策产生并强化了社会该怎么样老龄化的共同想法，是我们实证地理解老龄化的重要场域（Lipp & Peine，2022）。另一方面，这也包括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衰老的身体以及与技术相关的年龄和老龄化构建的文化研究。这些研究强调了技术在与老年人的接触中形成并获得意义的生成和创造过程。从这个方面来看，构成老年人生活的许多“小安排”（López Gómez，2015）对于理解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在老年人及其家人、朋友和护理人员的生活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技术老年学探讨当代社会中老龄化和技术如何相互关联并不断交织在一起。讨论的主题涵盖广泛的社会物质领域，共同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角度提供对老龄化和技术的独特理解，并为新本体论、方法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社会-技术老年学本身也可以包括许多领域，例如数字社会学、健康研究、性别研究、政策研究、设计研究等，这些研究都能加入社会-技术老年学的新视角。

  中国的“老龄化与媒介”研究在总体上遵循着上述学术传统、关注对象、研究方法等。目前，“积极老龄化”作为政府层面上政策导向和政策制定的原则（新华社，2021），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思路。反过来，学术研究在回应积极老龄化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原有的老龄观念，深化对积极老龄化的认识，进一步提出经过审慎调查与思考的政策建议。比如，有研究者建议建立更系统、更科学的人口老龄化指标体系，参考期望余寿理论及前瞻年龄视角来重新确定老年的年龄起点，并且重新测算人口态势（陆杰华、郭荣荣，2023）。有研究者关注日益扩大的灰色数字鸿沟，特别是老年人被强行拖入数字化空间，造成“数字排斥”的情况，主张迈向对老年人的“数字包容”，确保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同时让非数字服务得到维持（胡泳，2023）。

  还有研究者关注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伴随老龄少子走势加剧，数字基础设施被迫转向适老化，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适老化的三类改造议题：数字城乡适老化、智慧社区适老化、终端界面适老化，指出其根本意图是实现全世代的数字包容，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文明新形态（胡泳、朱政德，2024）。研究者们还将目光投向了边缘老年人，例如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关注到以前很难涉及的人群以及他们不被看到的困境。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的半结构访谈，研究者发现了与他人的沟通障碍以及对手机等通信设施适应困难，会加强农村老年人的自我忽视的心理健康状态，这将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唐咏、刘柏材，2023）。此类研究不仅仅具备学术价值，还具有人文关怀和社会意义。

  总体而言，中国现阶段的老年学研究还处于慢慢地发展的过程中。将老年人作为行动主体的研究，考虑到研究目的，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诸如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又因为要保持追踪调查，这种研究常常耗费时间与资金，最后呈现出门槛高、成果少、推广难的现状。而媒介研究相比老年学来说是更为独立和成熟的学科。由于媒介研究较为强势的地位，在很多老龄化与媒介的研究中，媒介本位更为突出。

  然而，主流的老龄化与媒介/科学技术研究理论化不足，过度依赖于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和认为科技可以“解决”老龄化和老龄人口“问题”的潜在假设。将个人年龄增长和老龄化视为问题，而将技术视为解决方案，这种配置可以为现有研究招徕更多资金，却回避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排斥、孤立和不平等根源等更复杂的问题。尽管这两个领域——老年学和媒介/科学技术研究，都已经转向以物质和反思的方法来研究老龄化和技术，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摩擦依然存在。本研究认为，这些摩擦源于对能动性、权力和批判等概念的不同使用和解释，它们能为社会老年技术的逐步发展提供富有成效的基础。换言之，我们不应将这些摩擦视为两个领域之间的鸿沟，而是应看作社会老年技术领域富有成果的对话、辩论和理论进步的诱因。

  长期以来，老年的特征是身体和认知功能衰退以及与社会脱节，而积极老龄化政策则对这种想法提出了挑战。人们越来越期待老年人保持活跃、健康和生产性。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将这些要求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研究者需要批判性地探讨老年人生活世界日益数字化的问题，整合年龄研究与媒介/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思维，将两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老龄化与媒介”研究应注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将老龄化研究问题视为由老年技术设计、其社会物质实践以及围绕它们的政策讨论共同构成。这种交叉理论的主体问题可以表述如下：老年人和媒介/技术如何在权力关系领域和网络中彼此生成？

  例如，交叉理论能解决以下次级问题：老龄化和人口变化的问题是怎么样产生的，如何将技术作为合法的问题解决方案来讨论？老年人作为技术的使用者是如何被界定、定位和卷入的？技术如何植入老年人的生活？如果存在“老龄化政治”（Twigg & Martin，2015b），它是如何通过技术的设计和营销以及老年人与技术之间的日常互动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谁和什么被排斥了？我们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裂痕和矛盾，哪里会“出错”，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裂痕通过媒介/技术解放老年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技术的资源化利用可以蒸蒸日上，或者在什么社区条件下，这些技术能共享并嵌入到现有的社会和物质照料安排中？

  最终，我们将中国的“老龄化与媒介”研究理解为一种跨学科的努力，具有挑战界限的包容精神。通过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厘清老龄化与媒介/技术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尝试做到：

  更积极地理解老年人。主流老年学研究曾将老年人框定为虚弱、不健康和无能动性的（Gilleard & Higgs，2000），进而视为一种对公共资源的消耗。因此，围绕老年人何时、如何以及为何获得或丧失能动性的问题，社会-技术老年学可以展开批判性研究（Gilleard & Higgs，2021）。社会-技术老年学批判性地反对那些将老年视作脱离和依赖的生命阶段的理论，寻找能让老年人的主观经验发挥更及其重要的作用的理论框架。由此，社会-技术老年学在研究老龄化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时，其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人的身上而非技术之上。

  更多反思老龄化与技术。主流老年学是实证主义的（Bengtson et al.，1997），被批评为缺乏反思性（Katz，2014）。社会-技术老年学的批判方法质疑主流老年学的认识论实践及其对政策和老年人的影响——不仅质疑“老年学说什么”，而且质疑“老年学做什么”（Katz，2014，pp.18-19）。因此，在有关老龄化与技术关系的研究中，文化/批判视角探讨了为老年人开发技术的认识论实践（Wanka & Gallistl，2021）。在理论反身性方面，它对技术的工具性观点提出了批评。

  更全面地考虑权力和老龄歧视。文化/批判视角认为，主流老年学经常忽视权力过程（Minkler，1996），因此，更令人兴奋的理论形式在主流之外（Katz，2014）。老年学在女性主义、同性恋和残疾理论中找到了盟友，最近又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找到了盟友，将权力在年龄关系中的作用概念化（King & Calasanti，2006）。由此，文化/批判的老年学开始关注“年龄政治”（Twigg & Martin，2015a）如何扩展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使老年人遭受歧视和边缘化的主观体验在研究中占据更突出的地位。这为晚年生活的结构性分析增添了新的工具（Twigg & Martin，2015b）。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随工业社会越来越难以应对如今诸多问题的挑战，犹如步入黄昏，此时正是深刻反思以往的认知、概念、理论与方法之时。追求极致效率的工业社会制度理所当然地将老年人视作无生产力的衰弱群体加以分类和排斥，然而，在信息科技促成的社会转型中，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研究思路与框架。从根本上质疑对老年人的定义，才能在一个新的出发点上，对老年人与老龄化趋势产生更为符合现实的理解。媒介研究先已开启了文化批判转向，老年学研究也紧随其后，而如今，这种批判审视的目光，也应该对准渗透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网络站点平台以及即将进一步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数字智能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虽然有丰富理论资源，但归根结底，理论源自现实——快速迭代的技术与规制技术的制度，都走在了理论之前。本研究希望有机会能够在学科建设和转型的河流中投下一颗石子，激起更大的涟漪，为今后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提供参考。

  ①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本文在此所论“欧美”并非实指，而是意在强调两种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学术传统的发生根源。实际上，欧美学术本没有藩篱之隔，学界也一直在交流融合。

  ②脱离理论认为，随年纪的增长，老年人会退出人际关系和社会（Cumming & Henry，1961）。

  ③结构化的依附理论从社会学角度看待老年人。该理论试图解释社会塑造老年人这一群体的过程，从而描述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他们所经历的政治、物质和社会不平等（Townsend，1981）。

  本文引文格式：胡泳、王梦瑶：《老龄化与媒介研究：现代社会转型与学科未来方向》，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6期，3-20页。